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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世界银行前高官:中美贸易之争,越南真能坐收“渔翁利”吗?

发布时间:2019-10-12   点击量:62

       在中美贸易战日益激化的背景下,不少人发现,维持强劲势头的是越南。该国4-6月经济增长率达到6.71%,在东南亚6国中最高。越南在地理上靠近中国,生产成本也比较低,从而成为替代中国的出口基地,对美出口增长近三成。野村控股不久前的一项研究亦发现,去年二季度至今年一季度,由于关税导致的贸易分流使越南增加的出口订单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9%。

       即便如此,在世界银行前高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看来,越南的上述受益是短期的。尼赫鲁在世行任职多年,历任世行经济政策和债务部门主管、亚太地区减贫与经济管理部门首席经济学家和部门主管等多个职务,多次前往越南进行政策咨询和项目管理。在他眼中,越南获得的成功以及遭遇的挑战都与过去的中国极为相似,而作为一个高度开放和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如何维持并发展其各项改革成果,将成为其未来的挑战。

《凤凰周刊》: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很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都被阴霾笼罩。越南却似乎风景独好,一直维持着高增长。在你看来,越南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尼赫鲁:世界银行早在2016年发布过一份名为《越南2035》的报告,回顾了越南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经验,也谈及了未来面临的挑战。我是这份报告的顾问之一。

可以说,越南的成功基本上是中国的翻版。1986年采取“革新开放”(Doi Moi)政策后,越南和中国一样,进行了价格制度的改革以及农业改革。越南没有采取像东欧国家那样的“大爆炸”式的激进做法,所有改革都是在党内形成共识之后再逐步推进,确保汇率维持在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水平。这些改革的直接结果,让越南的农业生产数量和居民就业人数获得大幅提升。接着,越南逐步放开外贸和外资准入,并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贸易组织和协定。

这一过程中,越南尤其注重教育上的投入,从而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每年经合组织(OECD)进行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中,越南15岁学生的平均科学知识以及阅读和数学水平都远高于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甚至人均教育投入更高的国家(比如印尼),接近中国大城市学生的水平。

(为何越南的教育水平那么高?)具体原因很难下结论。我的印象是,越南人对教育非常看重,就像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这是一种传统。尽管越南经历了那么多次战争,但崇尚读书的传统一直都有所保留。越南对教育的投入也是结果导向型,意味着更注重考试成绩,这也是用来评估教育投入效率的办法之一。另外,越南和周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从小学开始就注重培养学生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学生则只会读书、不会应用。

《凤凰周刊》:如同中国一样,越南正在进行国企改革。你认为这方面的改革有何进展?

尼赫鲁:从越南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可以看出来,这个国家很大程度上就是20年前的中国:两个国家都实现了惊人的快速增长,初期都依赖劳动密集型出口贸易,如今面临的国企改革问题也几乎一样。

越南有不少规模庞大的国企集团,主导着经济的命脉和银行、运输、造船等重要行业。这些国企都有着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既可以无限制从国有银行获取贷款,也没有什么提高效率的压力。所以截至目前,对于越南国有银行的贷款情况,没人做出过一个公开、完整、真实的测算,我们根本无法得知越南国企的偿付能力究竟如何。

很多人说这些国企的偿付能力是很强的,毕竟它们占有很多无偿取得的土地,但就具体业绩表现来说,它们是否能偿还银行的贷款,还有多少贷款没有还,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越南国企的问题其实是两张表的问题——一张是普通国企的资产负债表,另一张是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具体如何解决国企问题,其实就是让它们重新参与市场竞争。而当你想要让国企这样改革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们可能会破产,造成大量失业,就像中国1994年施行的国企改革那样。我在世行负责越南事务的时候,越南造船工业集团濒临破产(2010年),当时在越南造成巨大恐慌。大家没想到,那么大的一家公司居然还不上贷款了。自那以后他们采取了和中国类似的方式,安静低调地处理这些债务,但不知道成效如何。越南经会常邀请国际上的咨询公司,包括世界银行为他们的国企改革问题做咨询,但外界也只能获取一部分信息,没人知道改革的全貌如何。

《凤凰周刊》:除了国企改革问题,越南经济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

尼赫鲁:贫富差距的问题同样明显。这些年越南的贫困人口数下降了不少,贫富差距控制得也不错,但在一些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地区,例如东北山区,这里的贫困人口如何得到基本的居民福利,以及如何能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乃至全国市场,这将是一个长期性议题。

另外还有宏观经济的稳定。作为一个小国,越南是一个高度开放和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如果跨境流动资金数额太大,会影响到其经济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朋友可能不同意我这么说,因为他们反对资本控制,但我的确这么认为。目前来说,越南宏观经济控制得还很不错,但仍是有风险的。一般经济过热的时候,热钱流入,造成通胀,接着又要收紧货币政策,就会导致经济放缓,如此循环往复。

此外,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要争取在全球价值链条上继续向上移动,实现产业升级,让国家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转变。在这个议题上他们很幸运,因为很多企业正从中国迁出,一部分原因是贸易战的影响,另一部分缘于之前中日关系不好,很多日企担心在中国遭遇麻烦,于是将位于中国的工厂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日企在东南亚国家很活跃,越南尤其多,这个迁入过程还在加速。

《凤凰周刊》:除了日本企业,一些之前在华的外企选择将工厂迁往越南。很多人觉得越南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受益。你怎么看?

尼赫鲁:我认为越南从贸易战中受益是非常短期的,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下去,越南也会有损失。在贸易上实现对外开放是一国政府难以独断的议题,尤其越南这种此前高度贸易保护的国家,因为贸易开放在国内来说有赢家有输家,你需要说服各方、动员各个群体来形成共识,才能实现贸易开放。越南政府的做法是先加入国际贸易协定,再用协定来倒逼国内进行改革,然后宣布,“你看这是我们已经做出的承诺,我们必须遵守。”这也是为什么越南政府那么积极想要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凤凰周刊》:越南加入CPTPP会带来哪些影响?

尼赫鲁:在我看来,加入CPTPP不见得符合越南当前的利益,因为这个协定本质上要求越南企业和那些发达国家的企业采取同样的环保和劳工标准。当然如果越南政府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环保和提高劳工福利,无疑用这类国际协定来动员国内的各个行业会非常有效。同样的事情在印尼这种比较混乱的民主国家就很难实现,因为印尼国内很难就贸易开放达成共识。

《凤凰周刊》:越南政权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到经济方面的决策?

尼赫鲁:从政治上看,越共现任领导人比以前更加保守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强,而且和原本民进国退的预期相比,现在越南国企的地位还是过于占主导。但在经济层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尽管越南仍然死守着若干个国企集团,但这个国家还是保持了贸易上的高度开放。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是不是国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企业是否能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如果越南能继续保持开放,就为国企参与竞争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凤凰周刊》:你去过越南多次,和越南官员打过很多交道,可以谈谈对他们的印象吗?

尼赫鲁:我对越南的官员印象非常深刻。我第一次见越南官员应该是在1995年,他当时的职位是越共“首席经济学家”。我记得我和世行的人被带到河内的一栋很宏伟的政府大楼,我们走过铺着红地毯的大堂,来到会议室里见到这位“首席经济学家”,后面坐着他的翻译。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他的职位相当于中国的国家计委主任,在党内序列很高。他给我的印象是知识渊博,态度也非常开放,提的问题也都问到了点子上。

在那之后,我还和越南央行还有财政部的官员打过很多次交道,他们普遍都非常自信,也很有能力,而且能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总体来说,越南人是非常顽强的,毕竟他们打过那么多场胜仗,如今把这种意志力发挥到了经济发展上,理应发展得很好。

《凤凰周刊》:在你看来,越南还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吗?或者说这个问题还重要吗?

尼赫鲁:作为经济学家,这不是我考虑问题的角度,当然你可以从人权、言论自由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单是从越南的政策成果来说,他们做得非常不错。之前美国有一群著名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叫“发展委员会”的组织,研究了一国经济实现发展的根本原因,结论是经济发展完全依赖于各国自己的情况。不过,但凡实现发展的国家都有几项共性:政治稳定、安全、具备人力资本、能实现对外开放贸易和投资,以及具备有力的政治领导。这几项因素如何实现,各国方式皆有不同,但最关键的是需要有力的政治领导来实施对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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